在劇場里，若是前排有人站起來，后排就會跟著踮腳，原本坐著都能看清，最終演變成人人站到凳子上，費力卻無益。基層治理中，也有這樣一幕：看到別人開會布置，便擔心自己態度不夠；看到別人臺賬成冊，便唯恐準備不足；看到別人層層加碼，便跟著步步加高。于是，文件越印越厚、會議越開越長、迎檢資料越做越精美，干部忙得像陀螺，群眾卻難得實惠。這種“別人站、我也站”的心理，正是困擾基層減負工作的“劇場效應”。深化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，亟需破除這種非理性的集體內耗，讓干部從“踮腳競賽”中解脫出來，回歸服務群眾的初心本位。
“劇場效應”的發生，是一種“集體保險”心理的自然外化：在責任邊界模糊、評價標準多元、問責壓力傳導不均的情境里，個體往往以多做一點對沖未知風險，用跟著大家替代獨自承擔。當這種心理在科層體系中層層放大，“加碼”便從偶發動作演變為默認選項，最終形成人人受累卻無人受益的內卷格局。其根子在于制度供給與治理需求之間出現了縫隙：規則不夠透明、節奏難以預期、考核過度倚重可見痕跡，導致基層在不確定中被迫用過度準備換取安全感。
破解之道，在于把不確定變成可預期。制度的價值，不僅在于發布禁令，更在于提供穩定預期。當年度發文只減不增、會議計劃剛性約束、督查檢查嚴格管控，基層干部便無需憑猜測行事，也無需靠“加凳子”自保。規則一旦透明，注意力便會從“如何不被問責”轉向“怎樣更好服務”，治理重心隨之回到群眾需求。
制度之外，還需校準指揮棒。考核評價是基層治理的隱形杠桿，指揮棒指向哪里，資源和力量就流向哪里。若仍以材料厚度度量擔當、以展板數量衡量態度，“劇場”便難以真正降溫。只有把群眾滿意度、問題解決率置于核心位置，把現場辦公、隨機走訪作為常態方式，才能讓“做沒做”讓位于“做成什么”。評價維度之變，實質是政績觀之變：從“向上交卷”轉向“向下答卷”，從“自我證明”轉向“群眾認可”。當指揮棒指向實績，基層自然會把時間還給群眾，把腳步邁向現場。
減負不是減擔當，其本質是騰挪形式虛耗的空間，讓擔當更加精準有效。文件少了，騰出的精力可以深入田間地頭；會議短了，留下的時間可以傾聽群眾訴求；督查合并了，節省的腳步可以跑向項目一線。關鍵在于，把責任壓實到該壓實的層級，把資源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，讓“層層負責”真正替代“層層加碼”。當基層干部不再為“留痕”而奔忙，便能專注“留心”；不再為“迎檢”而焦慮，便能專注“迎需”。治理效能的提升，往往就藏在“坐下”之后的從容里。
讓所有人坐回原位，還需要耐心與合力。長期形成的慣性，不會隨著一紙文件瞬間停止，破解“劇場效應”，既需要制度的剛性約束，也需要環境的柔性引導。領導干部帶頭開短會、講短話、發短文，一級做給一級看；部門之間提前溝通、能合則合，減少“多頭指揮”；對基層探索中的失誤，多包容、多指導，少隨意問責、少無謂折騰，讓“試錯”成為“試對”的起點。循序漸進、久久為功，才能把“站著”的焦慮轉化為“坐下”的動力。
（揚州市委組織部 姜凡）